當前民企生存環境及建議
2020-02-10 12:23 民企

當前民企生存環境及建議

來源:澤平宏觀  文:恒大研究院  任澤平  馬家進

導讀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56789”: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受經濟持續下行、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去產能、環保限產、金融去杠桿、稅收社保加強征繳、流動性分層等疊加影響,近年來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增加,遭遇融資困境、信用債違約潮、股權質押風險等。“民營經濟離場”、“新公私合營”、“洗洗睡”沉渣泛起,沖擊民營企業家信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這次疫情將進一步使民企雪上加霜。

本文旨在客觀建設性地分析當前民營企業的生存境況、原因及建議。

核心觀點

一、現象:幸存者偏差。

自2017年9月起,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的累計同比(官方公布值)與累計值同比(計算值)之間出現了大幅背離。二者的缺口最大曾高達25個百分點,截至2019年6月依然還有近10個百分點的差距。原因有二:一是數據擠水分,加強統計執法、剔除重復計算、非工業生產經營活動剝離、全國經濟普查核實調整;二是幸存者偏差,如果市場不景氣,許多企業掉落規模以下,但累計同比卻是根據幸存企業的可比口徑計算得到,下降幅度較小,甚至可能因為行業集中度上升而出現增長。經濟形勢越嚴峻,由此導致的背離也越大。

在幸存者偏差的掩蓋下,工業企業面臨的實際困境要更為嚴峻,不同的企業類型之間更是出現嚴重分化。1)從所有制性質來看,總體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的巨大背離主要由民營企業所貢獻,民營企業的背離遠超國有企業;2)從企業規模來看,小微企業的背離超過大中型企業;3)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背離同樣主要由民營企業所貢獻。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背離更大,反映出其所面臨的經營困境更加嚴峻。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在企業規模和融資身份歧視的雙重劣勢下,處境惡劣。

民營企業占據的信貸資源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相匹配。2018年末,民營企業貸款余額為32.8萬億,占總體企業貸款余額的40.7%。應該在民營企業的“56789”前面再加一個“4”,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456789”,即:民營企業用40%左右的銀行貸款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近年來民營企業融資形勢惡化,貸款占比與增速顯著下降。2013-2016年,民營企業貸款占比從45.2%持續下降至39.0%;2018年下半年政府大力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民企貸款占比才重新回升至40.7%。小微企業銀行貸款余額同比增速自2017年9月后快速下滑,由15.66%下降至8.94%;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于2019年初回升至9.56%。

二、原因:為什么近年民營和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增加?

1、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沖擊出口企業。2018年3月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疊加2018年世界經濟周期回落,外需疲軟,中國出口增速快速下滑。民營企業是中國出口創匯的主力,出口放緩對其影響最大。1)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直接加重中國出口下行壓力。加征關稅的500億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41.2個百分點,2000億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24.1個百分點,電機電氣、機械器具等行業受到顯著沖擊。2)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嚴重沖擊企業家信心。特朗普宣布對500億美元、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以及對2000億美元商品提高關稅后的一個月內,A股最大跌幅分別為10%、11%和3%,制造業板塊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跌幅較大。產業轉移正在發生,電機電氣和機械器具兩大行業最為明顯,中國臺灣、越南成為受益者。

2、經濟下行加劇融資身份歧視和流動性分層。1)民營企業的信用利差遠高于央企和地方國企,近年來差距呈現擴大趨勢。當前民企發債的信用利差高達3.3個百分點,顯著高于央企和地方國企的0.5和1.0個百分點。尤其是2016年四季度金融去杠桿以來,總體融資形勢收緊,民營企業首當其沖,信用利差最高上升2.2個百分點,而央企和地方國企僅上升1.3和1.6個百分點。2)國有商業銀行(搶占了國企和大中型企業優質客戶)與城商行農商行(只能挖掘民企和小微企業客戶)的不良率出現顯著分化。2016年初以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率持續下降,降低0.4個百分點;城商行、尤其是農商行不良率快速上升,分別上升0.4和1.5個百分點。一是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國企顯著受益,民企經營效益惡化;二是城商行和農商行資產質量下降,信貸投放將更加謹慎,進一步加劇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

3、宏觀政策疊加共振。政策的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對的,但或因執行偏差、或因考慮不周,部分政策效果出現一定偏離,有待進一步完善。1)去產能與大量民營中小企業關停并轉、利潤下滑。去產能的初衷是加速過剩產能出清。民營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產能相對落后,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的行政化一刀切甚至選擇性執法,民營中小企業被大量關停并轉,或主動被國企并購;上中游資源型行業去產能,價格大幅上升,但終端需求較為疲弱,價格難以向下傳導,導致利潤從民營企業為主的中下游行業向國有企業為主的資源型行業轉移。2)環保限產與民營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堅戰之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由于部分民營中小企業環保相對不規范,環保成本上升和資源品價格上升推升民營企業經營成本。3)金融去杠桿與民營企業融資環境變差。金融去杠桿的初衷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引導資金脫虛入實、規范整頓影子銀行。金融去杠桿導致影子銀行快速收縮,表外融資收緊,表內融資卻未能適當擴張,導致依賴表外和影子銀行融資的民營企業融資難度增大,爆發民企信用債違約潮和股權質押危機等風險事件;金融去杠桿推升市場利率,增加民營企業利息負擔。4)稅收社保加強征繳與民營企業實際稅負加重。“營改增”的初衷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但是由于改革之后所有交易環節都需要提供發票信息,倒逼上下游企業形成自動監督鏈條,相當于強化了稅收征管,實際上反而增大了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社保征收機構改革本是為了提高社保繳費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但由于之前大量中小企業繳費基數不實,稅務機關統一征收社保后,征管力度加強,企業實際負擔增大。

三、建議:公平競爭

1、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實現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促進公平競爭。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加強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增強企業家信心。繼續推行國企分類改革,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市場準入;打破政府對國企的隱性擔保。

2、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拓寬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渠道。

3、加強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促進經濟平穩發展。730二季度政治局會議強調: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制造業、民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

4、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習近平總書記7月29日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強調“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扎扎實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投資空間巨大,但不是傳統的鐵公機,而是在新的投資領域:民生領域教育醫療仍十分短缺,科技創新領域重大基礎性研發仍是短板,城市地上交通四通發達的同時城市地下管網建設仍十分落后——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重視,配上新的機制和新的開放。

風險提示: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改革不及預期

目錄

1  統計數據背后的幸存者偏差

1.1  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大幅背離

1.1.1  原因一:數據擠水分

1.1.2  原因二:幸存者偏差

1.2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嚴重分化

1.2.1  民營企業的背離遠大于國有企業

1.2.2  小微企業的背離超過大中型企業

1.3  民營企業的信貸資源與其貢獻不匹配

2  為什么受傷的是民營和中小企業?

2.1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沖擊出口企業

2.2  經濟下行加劇融資身份歧視和流動性分層

2.3  宏觀政策疊加共振

3  民營企業是“自己人”

3.1  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實現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促進公平競爭

3.2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3.3  加強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3.4  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正文

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的“56789”: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受去產能、環保限產、金融去杠桿、稅收社保加強征繳、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流動性分層等疊加影響,2017年以來民營企業經營困難增加,遭遇融資困境、信用債違約潮、股權質押風險等。“民營經濟離場”、“新公私合營”沉渣泛起,沖擊民營企業家信心,加大經濟下行壓力。

本文旨在客觀建設性地分析當前民營企業的生存境況、原因及建議。

1  統計數據背后的幸存者偏差

即使排除統計部門的人為調整,統計數據在許多時候也可能無法準確反映客觀事實。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人均收入的“被增長”,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下大部分人的收入也許并未增加,但是反映在統計數據中卻是顯著提高。

1.1  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大幅背離

自2017年9月起,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的累計同比(官方公布值)與累計值同比(計算值)之間出現了大幅背離。二者的缺口最大曾高達25個百分點,截至2019年6月依然還有近10個百分點的差距。

關于數據背離的原因,市場于2018年進行了廣泛討論,國家統計局也給出了官方解釋。簡單總結,數據背離主要來自于兩方面:一是數據擠水分,二是幸存者偏差。

1.1.1  原因一:數據擠水分

數據擠水分使得2017年9月以來的累計值大幅減少,從而導致累計值同比快速下滑。數據擠水分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舉措:

第一,加強統計執法,對統計執法檢查中發現的不符合規模以上工業統計要求的企業進行了清理,對相關基數依規進行了修正?!督y計執法監督檢查辦法》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加強數據質量管理,剔除跨地區、跨行業重復統計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開展的企業組織結構調查情況,2017年四季度開始,對企業集團(公司)跨地區、跨行業重復計算進行了剔重。

第三,“營改增”政策實施后,服務業企業改交增值稅且稅率較低,工業企業逐步將內部非工業生產經營活動剝離,轉向服務業,使工業企業財務數據有所減小。2017年10月3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廢止了《營業稅暫行條例》,并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全面取消營業稅,調整完善增值稅征稅范圍。

第四,根據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單位全面清查結果,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調查單位進行了核實調整。2019年啟動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全面調查2018年全年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規模、布局和效益。

1.1.2  原因二:幸存者偏差

可比口徑計算下的“幸存者偏差”也會導致數據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每年都會有部分企業達到規模標準而納入調查范圍,也會有部分企業因規模變小而退出調查范圍,還有新建投產企業、破產、注(吊)銷企業等變化。如果市場不景氣,許多企業掉落規模以下,則累計值大幅減少,累計值同比快速下滑,但是累計同比卻是根據幸存的規模以上企業按照上年同期的可比口徑計算得到,下降幅度較小,甚至可能因為行業集中度上升而出現增長。經濟形勢越嚴峻,由此導致的背離也越大。

從制造業PMI來看,2017年四季度以來,制造業景氣度持續下降,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新訂單和生產指數等均顯著回落。無論是拐點時刻還是下降趨勢,均與工業企業經營效益的數據背離相一致。

1.2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嚴重分化

在幸存者偏差的掩蓋下,工業企業面臨的實際困境要更為嚴峻,不同的企業類型之間更是出現嚴重分化。

1.2.1  民營企業的背離遠大于國有企業

總體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背離的最大值為25個百分點,目前仍有近10個百分點,主要由民營企業所貢獻。

從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速來看,私營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一度高達近35個百分點,目前仍然超過15個百分點;而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僅為7個百分點,且目前已基本收斂。

從利潤總額同比增速來看,私營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一度高達40個百分點,目前仍然超過20個百分點;而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不到5個百分點,目前同樣基本收斂。

民營企業的背離遠超國有企業,反映出近年來民營企業面臨更為嚴峻的經營困境,也體現在二者杠桿變動的分化上。2017年四季度以來,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穩步下降,而私營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卻快速攀升,帶動總體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向上。在經濟增速相對低迷、企業投資意愿不強的背景下,私營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的上升主要來自于總資產的快速收縮,源于經營效益的持續惡化。

1.2.2  小微企業的背離超過大中型企業

總體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背離的最大值為25個百分點,目前仍有近10個百分點;而大中型工業企業背離的最大值為22個百分點,目前在5個百分點左右。因此小微企業的背離要更大一些,其經營困境也更為嚴重。

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國有企業的背離并不顯著,最大值也僅有5個百分點左右,因此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背離同樣主要由民營企業所貢獻。即使發展成為大中型企業,民營企業的處境依然遠差于國有企業。

綜合來看,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的背離更大,反映出其所面臨的經營困境更加嚴峻。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在企業規模和融資身份歧視的雙重劣勢下,處境惡劣。

1.3  民營企業的信貸資源與其貢獻不匹配

民營企業占據的信貸資源與其經濟貢獻完全不相匹配。

2018年10月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介紹,“2018年9月末,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余額達到30.4萬億元”,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22.8%,與2018年11月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披露的“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占25%”相一致。簡單換算一下,民營企業貸款約占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的39%。

《2018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披露:“2018年末,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貸款余額合計90.6萬億元。其中,國有企業貸款余額47.7萬億元,占比52.6%;民營企業貸款余額42.9萬億元,占比47.4%。”央行統計的民營企業貸款中包含了住戶部門的經營性貸款10.1萬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營企業貸款余額應為32.8萬億,與銀保監會披露的數據基本一致,占總體企業貸款余額的40.7%。

郭樹清在2018年11月接受采訪時指出,“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它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從長遠來看,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支持,應該契合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相應比重。”并提出“一二五”目標:新增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三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因此,應該在民營企業的“56789”前面再加一個“4”,即:民營企業用40%左右的銀行貸款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近年來民營企業融資形勢惡化,貸款占比與增速顯著下降。2013-2016年,民營企業貸款在金融機構境內企業人民幣貸款余額中的占比從45.2%持續下降至39.0%;2018年下半年政府大力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民企貸款占比才重新回升至40.7%。小微企業銀行貸款余額同比增速自2017年9月后快速下滑,由15.66%下降至8.94%,與民營企業經營效益同比增速發生背離的時間相一致;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小微企業貸款同比于2019年初回升至9.56%。

2  為什么受傷的是民營和中小企業?

當前民企困境,既有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外部沖擊,也有經濟下行導致原有的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加劇,還有國內宏觀政策的疊加共振。

2.1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沖擊出口企業

2018年3月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疊加2018年世界經濟周期回落,外需疲軟,中國出口增速快速下滑。民營企業是中國出口創匯的主力,出口放緩對其影響最大。

一方面,美國對華加征關稅直接加重中國出口下行壓力。目前美國已對自中國進口的2500億美元加征25%的關稅,占美國自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46.3%。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前三大類產品分別為:電機電氣類、機械器具類、以及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合計占美國從中國進口全部商品比重的77.1%。中國出口金額前三的行業分別為:電機電氣類、機械器具類、以及家具類,與對美出口金額前三的產品相同,占中國出口總額的47%。加征關稅的500億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41.2個百分點,2000億美元商品出口同比增速下滑24.1個百分點,電機電氣、機械器具等行業受到顯著沖擊(詳見《客觀評估中美貿易摩擦對雙方的影響》)。

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嚴重沖擊企業家信心。出口形勢惡化導致盈利預期變差,特朗普宣布對500億美元、20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以及對2000億美元商品提高關稅后的一個月內,A股最大跌幅分別為10%、11%和3%。制造業板塊跌幅較大,其中勞動密集型產業首當其沖,其他相關行業也受到不同程度影響。產業轉移正在發生,電機電氣和機械器具兩大行業最為明顯,中國臺灣、越南或成為中美貿易摩擦最大的受益者。

2.2  經濟下行加劇融資身份歧視和流動性分層

商業銀行常因“嫌貧愛富”、“晴天送傘,雨天收傘”而飽受批評。但是作為理性的市場化主體,商業銀行追求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信貸的順周期性是必然結果。

企業經營是有風險的,同時信貸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成本,因此商業銀行要求一定的信用利差作為風險補償,以及一定的合格抵押品作為還款保障。不同信用資質的企業,商業銀行給予其的信貸額度和貸款利率自然各不相同。國有企業資產規模大、抵押品充足、政府提供隱性擔保,融資便利且成本低廉;民營和小微企業缺乏合格抵押品、信用風險較高,自然會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當經濟上行時,企業盈利狀況良好,市場情緒樂觀,商業銀行大量投放信貸,在滿足國有企業之余,也會外溢到民營和小微企業,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會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

當經濟下行時,企業盈利狀況惡化,市場情緒悲觀,商業銀行減少信貸投放,國有企業的融資需求依然能夠得到充分滿足,但是民營和小微企業就要面臨商業銀行的惜貸慎貸,嚴重的甚至還要抽貸,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進一步惡化。

近年來經濟增速逐步放緩,企業盈利持續下滑,融資的身份歧視和流動性分層更加嚴重。一方面,民營企業的信用利差遠高于央企和地方國企,近年來差距呈現擴大趨勢。能夠發債的民營企業無論是企業規模還是信用狀況都屬于佼佼者,但是當前民企發債的信用利差仍高達3.3個百分點,顯著高于央企和地方國企的0.5和1.0個百分點。尤其是2016年四季度金融去杠桿以來,總體融資形勢收緊,民營企業首當其沖,信用利差最高上升2.2個百分點,而央企和地方國企僅上升1.3和1.6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與城商行農商行的不良率出現顯著分化。國有商業銀行利用優勢搶占了國有和大中型企業等優質客戶,城商行和農商行則只能挖掘民營和小微企業。2016年初以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率持續下降,降低0.4個百分點;城商行、尤其是農商行不良率快速上升,分別上升0.4和1.5個百分點。一是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國企顯著受益,民企經營效益惡化;二是城商行和農商行資產質量下降,信貸投放將更加謹慎,進一步加劇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2.3  宏觀政策疊加共振

政策的初衷都是好的,大方向也是對的,但或因執行偏差、或因考慮不周,部分政策效果出現一定偏離。

第一,去產能與大量民營中小企業關停并轉、利潤下滑。去產能的初衷是加速過剩產能出清。民營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產能相對落后,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的行政化一刀切甚至選擇性執法,民營中小企業被大量關停并轉,或主動被國企并購,國有企業趁機做大做強,行業集中度顯著提高;同時,上中游資源型行業去產能,供給減少,價格大幅上升,但終端需求較為疲弱,價格難以向下傳導,導致利潤由民營企業為主的中下游行業向國有企業為主的資源型行業轉移。

第二,環保限產與民營企業經營成本上升。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堅戰之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由于部分民營中小企業環保相對不太規范,地方政府行政化一刀切,民營企業被大量停產限產。環保成本上升和資源品價格上升推升了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

第三,金融去杠桿與民營企業融資環境變差。金融去杠桿的初衷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引導資金脫虛入實、規范整頓影子銀行。民營和小微企業由于缺乏合格抵押品、信用風險較高,在傳統的銀行體系內較難獲得信貸支持,而影子銀行的快速發展擴寬了其融資渠道,盡管融資成本可能更高一些,但是信貸可得性大大提高。金融去杠桿導致影子銀行快速收縮,表外融資收緊,表內融資卻未能適當擴張,導致依賴表外和影子銀行融資的民營企業融資難度增大,爆發民企信用債違約潮和股權質押危機等風險事件;同時,金融去杠桿推升市場利率,在流動性分層和融資身份歧視的背景下,增加了民營企業的利息負擔。

第四,稅收社保加強征繳與民營企業實際稅負加重。“營改增”的初衷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但由于改革之后所有交易環節都需要提供發票信息,倒逼上下游企業形成自動監督鏈條,相當于強化了稅收征管,實際上反而增大了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社保征收機構改革本是為了提高社保繳費的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但由于之前大量中小企業繳費基數不實,稅務機關統一征收社保后,征管力度加強,企業實際負擔增大。

3  民營企業是“自己人”

針對民營企業的經營困境,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了各項民企紓困政策。雖取得初步成效,但政策傳導不暢,難以有效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和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議:

3.1  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突破,實現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促進公平競爭

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創新民營經濟發展理論,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堅實的理論支撐。要積極貫徹“競爭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則,對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一視同仁,加強產權保護,優化營商環境,增強企業家信心。

所有市場主體在經營中都應當獲得公平競爭的權利,但是國有企業憑借其與政府的關系顯性或隱性地獲得政策和資源傾斜,民營企業則相應地處于劣勢地位。缺乏最根本的公平競爭,再多的民企紓困政策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要繼續推行國企分類改革,對于競爭性領域,全面放開市場準入;打破政府對國企的隱性擔保。

3.2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缺乏合格抵押品、信用風險較高的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世界性難題。而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相對單一的融資渠道、國企和民企二元結構下的融資身份歧視、資產價格暴漲導致的資金脫實入虛等,都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峻性。

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適當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發揮好“精準滴灌”作用,基于市場化原則提高對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

要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拓寬民營和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相較于融資成本,資金的可獲得性是民營和小微企業更關心的問題。只有更加市場化的多層次資本市場,才能滿足多樣化的融資需求,更好地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

3.3  加強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推動經濟平穩發展

730二季度政治局會議對當前形勢的基本判斷是“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時隔半年重提“六穩”、不再提“去杠桿”、強調“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表明貨幣政策從觀察期重回寬松。但這次是不一樣的寬松,以溫和的結構性寬松為主:資金的流向是“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對制造業、民營企業的中長期融資”,主要是高端制造和新型基建,明確“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中央將更多地依靠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擴大消費、新型基礎設施建設、5G、城市群、一系列重大開放、金融供給側改革等改革的辦法來穩增長。

3.4  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輝煌歷史,是不斷加大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偉大進程。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98年城鎮住房制度改革、2001年加入WTO等等,都是鮮活案例。

習近平總書記7月29日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強調“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扎扎實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巨大,認為中國投資飽和是偽命題,中國人均GDP僅9700美元,僅相當于美國的六分之一,而且東西部差異極大,因此投資空間巨大,但不是傳統的鐵公機,而是在新的投資領域:民生領域教育醫療仍十分短缺,科技創新領域重大基礎性研發仍是短板,城市地上交通四通發達的同時城市地下管網建設仍十分落后——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重視,配上新的機制和新的開放。

澤平宏觀
文章評價
匿名用戶
發布